同济南楼之黎小峰
25号在学院交论文，匆匆忙忙，临别时依然延续着传院独有的那种“乱”。我想即便现在，你若要问一个问题，十个人都会有九个答案，之所以是九个，是因为有两个人说“不知道”。
论文被拿出去打印的间隙，我站在中德912门外和广告的同学聊天，无非是进来如何签到哪里偶尔也问问薪金多少这些问题，大家也都略带些谦逊的说“不行不行你呢？”
你一言我一语有一句每一句的正聊着，远远的看到办公室里一个人影出来，因为背光所以看不清楚脸，但从身形和步伐上看应该是黎小峰。
从大一到现在他几乎没什么变化。矮胖的身体没怎么发福也没消瘦，西北人黝黑的皮肤也没被滋养变白，眼镜好像四年就没换过，小眼睛，略带沙哑的浑沌的声音，唯一变得就是他的鬓角，竟然花白起来，深棕色的发丝里夹杂着不少白发，这是让我最惊讶的，像他这种年纪的人，怎么会生出白发来？不知道他这些你年又去哪里作了什么纪录片。
初次见黎小峰是在大一，那时候还在沪西，给我们讲“中外文学选读”。事实上如果不是他让我们每人准备主讲一位作家，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看过《轻》，不知道昆德拉，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当然，这些也不能完全归于黎老师的原因。
黎老师是位很有意思的老师。那时候上赏析课，黎老师拿了两篇例诗，一位是外国诗人的（从来没听过的现在也记不得的名字），另一位署名“南蛮子”，两篇都是写石榴的。同学们每人一份，看完之后作评论。不到二十分钟大家开始被黎老师叫起来问问题了。十个同学九个认为“南蛮子”的诗更好，感情更热烈，更“有感觉”。同学坐下以后，黎老师脸上漏出诙谐的微笑，他说，这个“南蛮子”就是在下。当是时同学们汗如雨下。
转眼大三了，我们也到了本部了，学期前拿到课表时我们又在“纪录片制作”课后发现了黎小峰的名字。说不上期待或者失望，大家都只是会心一笑。这让我们想起了他的往事。大一时他就曾经拿自己的纪录片在课堂上给我们欣赏过。讲的是北京一个盲人老太太带着她收养的低智商女儿生活的故事。那应该是他在大学期间或者刚毕业时的作品。他喜欢同学们看完之后毫不保留的畅所欲言，那次也不例外，两节课才把纪录片看完，大家又狂批略带褒的表达了一节课。现在看来那是大学四年里大家讨论最热烈，发言最积极的一次，之后的三年里，大家就再也没有像那样积极过。如果他知道这一点他应当略感欣慰。
黎老师的纪录片也是我们全班一起看的第一部纪录片，也是我们很多人第一次接触纪录片，应当算是我们纪录片的启蒙。在无数次谈到纪录片的时候他永远都毫无保留的倾泻着对纪录片的热爱。那种热爱是至真诚的以至于在他谈到纪录片时会神往起来，那感觉好像他面前根本没有我们和编导两个班进100人。
那天站在走廊里和他聊天，脑子一页一页翻过之前的影像，听他一个一个问他记得的同学的近况，肖婷婷、杨莹滢、孙芳洁……我把知道的挑选着告诉了他。几个人问下来他变的有些略带沉思状，聊天的气氛稍稍有些闷，终于他还是忍不住问了心里闷了很久的问题：“你们班还有人在作纪录片吗？”我还没回答他就又接着问：“难道就没有人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想做纪录片吗？”
我足足愣了两三秒，说：“没有吧……”。
谈话以常有的寒暄方式结束了。看着他迎着光走进办公室的情景更像是走进了天堂，那应该是只属于他和纪录片的天堂。在我所挤出的四年时间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纪录片，热情有增无减。我猜想他未来的工作中会依旧和纪录片拴在一起。
临别时我说，很遗憾黎老师，这里是上海不是北京，如果在北京你应该有很多志同道合者；很遗憾黎老师，我们生活在这个情势之中，理想和追求只能屈就在工作和生计的无奈之下，我承认我们没有您这种为理想而生活作自己喜欢作的事情的勇气，但可悲与否都只能在生存之后才能判决。换言之，在这样的情势中，被认为可悲的往往是您。也因此我很赞赏贾凯老师，在我们所知道的四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她一直与你相濡以沫，并肩前行。
或者这个词用的不恰当，或者这些胡话根本就是媚俗的牙垢，但四年大学里有这样一位和自己的梦想生活在一起的老师，我感到很荣幸，这种无论艰险选择和梦想同行的勇气是我赞叹的。
恍惚里好似记得那时的纪录片课上他曾说过，只要将来我们这些同学中哪怕有一个两个能坚持发自内心的做纪录片，他就会很欣慰很幸福。
现在看来，这句话也成了他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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